谷城县离休干部熊子勋讲到：“你哥哥当时在现场，你哥当时脸就苍白啊，你哥哥说叫我投降， 太阳从西边出，你莫想！”

1949年3月23日，部分敌对分子在谷城紫金区发动武装暴乱,谷城县独立营第三连奉命剿匪，却在茶园沟遭到土匪埋伏全部牺牲。临危受命，年仅22岁的熊子勋作为紫金区区长，带队进山剿匪。一进入茶园沟，眼前的画面却让熊子勋永生难忘。

谷城县离休干部熊子勋回忆到：“一到那个地方就看见那个底下，那个沟底下，飘着黄布，飘起来落下，落下了飘下，这些布都是战友的衣裳，人让狗吃了，看到那些破衣服帽子鞋子，我就一头跪在那，我说战友们你们死的好惨啊，我就拿着手枪对着天，我就鸣枪，我说战友们，我一定找你们回家，一定带你们回家。”

熊子勋在茶园沟立下重誓，一定要成功歼灭匪徒，带战友们回家！誓言重若千斤，而实现誓言，并不简单。1950年成功剿匪后，第一个抉择就摆在了熊子勋的面前。

熊子勋讲到，组织部非要他去湖北日报当生活科长，一看武汉住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，自己的兄弟啥都没有还在沟里，回不了家，自己在这里享这个福，他们为我这个区，开辟打胜仗，自己能把他们忘了吗，忘了他们就是背叛啊。

忘不了战友的熊子勋决定，放弃武汉的优渥生活，回到谷城继续寻访。但是因为战友们尸骨无存，想要找到所有牺牲战友准确的姓名和掩埋地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

谷城县紫金镇茶园沟村民陈家本讲到，当时东一家，西一家的，这家问不到，没有收获再转一家。

一座山一座山的爬，一户人家一户人家的问。独自寻访路上，一个自制的荆树条拐杖就成了熊子勋最亲密的战友。爬得山多了，韧度强的荆树条拐杖尾部也已开裂，熊子勋便用铁丝绑住，这么多年，不舍得扔。

熊子勋说：“它是我的伴儿，它们也目睹了历史，虽然不会说话，他们也有功，烈士牺牲的地方，他们也都跑到了，开始当战士有步枪，寻找烈士的时候他们就我的武器。”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碾转半年，偶然的一次机会，熊子勋在四川青城山，找到一份珍贵的独立营第三连人员名单。

熊子勋说：“我就根据名册，给他们写信，我就以当年的区长熊子勋给他们家里写信，战友已经在哪个地方牺牲了，我写了70几封信，回了58封信。”

从此，58名战友，成了熊子勋一生的责任。但这样的决定，在起初，并不为家人所理解支持。

熊子勋的三儿子熊庆明讲到：“翻山越岭的，你住在城里，你跑到山里干啥去，我们专门为这事 家里也怄了不少气。”

本以为性格温厚的父亲会因为家人的反对，放弃寻找。但这次，熊子勋十分坚持。

“我认为我找他们这是神圣的价值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没有这样一个观念，怎么配做一个革命者， 自私自利有啥意思？”熊子勋说。

工作之余，只要收到有关的线索，熊子勋就马不停蹄赶来求证。就在熊子勋默默追寻的时候，1988年，意外也从天而降。

“他是在石人沟，老人说上面埋了不知道哪里的坟，两个坟，他要去求证，山坡陡还下雨，不要他去，他非要去，眼睛被戳到了。”熊子勋的三儿子熊庆明告诉记者。

因为眼睛受伤，加上之前白内障的病根，那段时间熊子勋只能在家休息，但对牺牲战友的牵挂，让熊子勋一刻也闲不下来。熊子勋决定以书为碑，记录那段战争岁月。就这样一边寻访，一边撰书，眼镜和放大镜成了熊子勋离不开的东西。2005年，时任谷城文联副主席的王金文，收到一份与往常不同的初稿。

谷城县文联主席王金文讲到：“当时熊老用一个三轮车把他的书稿拖过来，我当时就说估计有一两百万字吧，结果书稿打开一看，每一页写在上面最多10到20个字。

平常人每页可以写400字的纸上，因为视力差熊子勋只能写20多个字。2008年，对于熊子勋来说是最特别的一年，60年的追寻，58名战友的掩埋地和牺牲经过终于全部查清，由他撰写的《黎明的钟声》也正式出版。

就在家人以为熊子勋终于可以停下追烈的脚步，享受老年生活时。2009年，熊子勋听闻还有两名在战斗中牺牲的革命群众，被误认为叛徒时，熊子勋坐不住了。

烈士郭大文、郭大学孙子郭世周讲到：“熊老酷热的夏天赶到湖北省检察署，原检察署，现检察院， 把当时的卷宗全部都找出来了，不沾亲不带故，完全凭着一种带着对爱国爱战士的精神，让我们挺起了脊梁，我们能昂起头说话，作为烈士后人我们很感激。”

2011年，最后的两名革命群众郭大文、郭大学的烈士证明，被送到了他们的孙子郭世周手中，两张薄薄的烈士证明，来之不易。至此。熊子勋终于把58名战友和两名革命群众牺牲经过，以及掩埋地全部查清。并为他们申报了烈士。60年，跋山涉水，只为践行带牺牲的兄弟们回家的诺言。熊子勋用自己的重情重义，吹响了那一声嘹亮的集结号，告慰了58名战友的在天之灵。

“找到他们，就是我的使命，只要找到烈士回家，就是我的人生价值，是我的良心。”熊子勋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