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以食为天”，任何人都离不开食物，历史上很多纠纷都因粮食引起。

1959-1961年中国的大饥荒饿死了近三千万人，占总人口的4.5%，粮食安全一直是国人十分关注的问题。

01  粮食供给，要利用国内外资源

随着科技进步，中国的粮食产能大幅提高。解放初全国5亿人口仍饥荒严重，现在近13.9亿人口却出现大量粮食库存，“减肥”成了人们生活的主题。

据国家统计局统计，201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.17亿吨，进口粮食1.3亿吨，其中，大豆9553万吨，小麦442万吨，稻米403万吨，玉米283万吨，高粱505万吨，大麦886万吨。与此同时，我国粮食库存量巨大，2015/2016年度期末库存达到2.3亿吨，其中玉米1.53亿吨，稻谷6900万吨，小麦1800万吨，出现了“洋货入市，国货入库”现象。按《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(2008—2020年)》人均年消费395公斤匡算，这些库存的粮食足够全国人民食用156天。

中国能够在有限的土地上产出足够多的粮食，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符合国情的土地制度。以袁隆平为代表的科学家研究并推广了杂交稻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土地制度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，中国在占世界总量9%的土地上，养活了占世界总量21%的人口，有力地回答了22年前美国人布莱斯·布朗提出的“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”的问题，使中央决策层甩掉了几千年来一直担心的粮食安全包袱，能够把主要精力用在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上，极大地加快了中国现代化进程。可以认为，怎样评价袁隆平等人的贡献都不过份。

中国在为世界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，农药化肥投入量占世界总量的35%，农业面源污染越来越严重，过度地使用农药化肥已经使中国农业走上了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，必须适应国情世情的变化，在利用国外资源上做好文章。

2017年，中国人均GDP达到了8836美元，出口创汇15.33万亿元，进口的1.3亿吨粮食约3700亿元，进口粮食所花的外汇只占年创汇的2.4%。如果进口粮食达到2.5亿吨约7100亿元，所花的外汇也只占年创汇的4.6%。也就是说，中国是完全买得起粮食的。只要有世界贸易，中国就不会因为买不起粮而挨饿。

2017年进口粮食1.3亿吨，相当于利用了国外9亿亩耕地。在全国只有21.36亿亩耕地的国情下，如果不利用亩国外耕地资源，无疑是一种“不科学”的做法。

并且，中国已经实现了从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，必须按照比较效益的原则选择国际分工。正如美国不愿生产生活日用工业品之类的低附加值产品一样，中国也应该放弃一些低附加值的生产门类。比如劳动投入较多的棉花生产，生产效益在1000元/亩以下，除新疆以外，其他棉区种植面积日趋减少，黄河流域棉区和长江流域棉区农民已经放弃了棉花生产，选择了比较效益更高的外出务工。

让更多的农民向工人转变，生产出更有附加值的工业产品，是中国基本工业化之后适应世界的转变，应该支持这种转变，而不应墨守成规，死死地把农民拴在有限的土地上。棉花这样的劳动密集型、低附加值产品可以让印度、巴基斯坦等相对贫穷的国家生产。比如日本，在耕地资源匮乏的国情下，把主要精力用在工商经济上，虽然也十分注意保护粮食生产，但粮食总产量只1200万吨，日本粮食自给率不足四成。

02   粮食产量，并不存在虚报问题

有些人对2003-2015年粮食“十二连增”持怀疑态度，进而担心国家粮食总量数据存在虚报情况。事实上，不仅不存在虚报问题，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粮食产量瞒报问题。

以江汉平原最典型的湖北省中部某县为例。该县地处鄂中腹地，江汉平原北端，农业生产以“油-稻”、“麦-玉米”两熟制为主，是典型的产粮大县。目前政府统计年报的国土面积2044平方公里，耕地面积96.86万亩，粮食产量77.24万吨。

事实呢？该县2017年土地确权面积是173.26万亩（667平方米/亩），以667平方米/亩的标准亩计算，2018年实际上的水稻收获面积142万亩，小麦收获面积20万亩，玉米收获面积8万亩，另外还有不少于5万亩没有确权登记的农田（农户自己开垦的荒田或其他自留地种植水稻、玉米）和20万亩再生稻（一种两收），实际全年粮食收获面积不少于195万亩。按稻谷1.65斤/平方米、小麦0.65斤/平方米、玉米1.65斤/平方米、再生稻第二季0.75斤/平方米的产出（注：这样的产出水平并不高）计算，全县粮食总产应在94.62万吨以上，比统计上报的产量77.24万吨少17.38万吨！

以该县拾桥镇古林村为例，统计上报的粮食种植面积是4060亩，土地确权登记面积是5858亩（全部种粮食），加上未确权登记的面积1200亩，实际粮食种植面积不少于7000亩。

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面积差距呢？

三十多年前的农村土地联产承包时，普遍实行肥瘦搭配、远近搭配的农田办法。肥田、近田667平方米一亩，瘦田、远田800-1300平方米一亩，这样就形成了“标准亩”与“习惯亩”的差异。“标准亩”一亩667平方米，“习惯亩”一亩则800-1300平方米不等。

在按田亩数缴纳农业税的年代，农民以少报面积的方式争取利益，政府统计部门只以缴纳农业税的承包面积作为统计数据，对超出667平方米/亩的面积和农民开荒的土地面积未纳入统计数据，这样，统计面积与实际面积就形成了较大的差距。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，肥田与瘦田、近田与远田粮食产量已经不存在差异。

虽然粮食种植面积不存在增加问题，但是粮食种植实际面积大于统计面积的事实客观存在。由于水稻亩产是实事求是的，致使政府统计的产量低于实际产量。

03   粮食规模经营，遇到现实尴尬

粮食生产属于低附加值产业，只有规模经营才能实现规模效益。美国一个农场主经营2500亩土地，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。在中国，特别是在年轻农民大规模外出务工的背景下，能不能也走规模经营的路子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

在现行的土地制度中，外出务工农民仍然持有农村土地的承包权，规模经营大户在流转经营土地时，要支付300－1000元/亩不等的土地流转金。如果规模经营大户不支付这300－1000元/亩的土地流转金，也经营2500亩土地，种植水稻也具有与美国一样的市场竞争力。

外出务工农民能不能不收土地流转金呢？答案也是否定的。

中国城乡二元体制根深蒂固，城市还没有接纳农民的能力，或者具备了接纳能力却没有相应的制度设计。对于外出务工农民而言，这300－1000元/亩土地流转金并不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，而是他们看不到入籍城市的希望后的寄托或归宿。他们宁可以300元/亩甚至更低的价格出租或者撂荒，也不会放弃土地承包权。

当规模经营大户必须支付土地流转金时，规模经营种植水稻的效益就大打了折扣。农户经营平均产量1300斤/亩，规模经营平均产量只在1150斤/亩左右，种子、肥料、农药、机械、人工费用550元/亩左右，如果土地流转金667元/亩，稻谷1.15元/斤，每亩地的纯收入只有105元。如果管理不善或遇到自然灾害，就会亏本。2017年，种植水稻500亩以上的规模经营大户70%以上亏本。2018年，由于生产成本上涨了50元/亩左右，稻谷价格下降了0.15元/斤左右，种植水稻500亩以上的规模经营大户大多亏本。

农户小规模经营难以提升市场竞争力，规模经营又遇到了现实的尴尬。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，特别是打开农民退出农村、入籍城市的通道，并且改革相应的土地制度，可能是实现粮食规模经营的根本出路。

但是，城市化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，城市并不愿意让农民入籍城市，5.7亿农民仍然生活在农村，规模经营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。

04   优质粮食生产，路还很长

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，对粮食的要求出现了由吃饱向吃好的转变，如何生产优质粮食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。

国家为了保障全国人民吃饱，制定了粮食保护价制度。粮食保护价制度保护了粮食产量的稳定和增长。以种植普通稻1300斤/亩，种植优质稻1000斤/亩为例，如果国家执行保护价1.25元/斤的政策而优质稻市场价只1.3元/斤，那么种植普通稻的收益仍比优质稻高225元/亩，农民会选择种植普通稻。这就是在有保护价制度下农民不愿种植优质稻的原因。

从2017年起，普通稻与优质稻市场价差逐步拉大，普通稻实际收购价下降到1.1元/斤左右，而优质稻价格增长到1.35元/斤左右，种植普通稻只比优质稻高80元/亩，农民看到优质稻容易出售，开始考虑多种优质稻。

如果市场上优质稻的价格高于普通稻0.4元/斤以上，种植优质稻的收益高于了普通稻，农民就会自然而然地选择种植优质稻。

但是，目前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于是，一些人希望采取降低普通稻价格的办法促进优质稻发展，提出了取消粮食保护价制度的建议。

问题是，吃饱仍然是中国人最主要、最基本的需求，市场对优质稻的反映恰似“叶公好龙”，并没有给优质稻适当的价位。在优质稻价格难以上涨的情况下，一味地降低普通稻的价格，农田会不会撂荒？如果出现大面积撂荒，会不会回到粮食总量供给不足的原点？

05   发展转基因食品，要转变观念

粮食安全的另一个话题是转基因食品。

有趣而令人深思的是，很多连“转基因”几个字的意思都不明确的人对转基因话题津津乐道，并且旗帜鲜明地站在反转基因的立场上，这反映了民众科技素质的低下和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欠缺。

一些人只记得崔永元对转基因技术提出过质疑，不知道一百多位院士、专家对转基因技术的观点，更不知道国家在转基因技术上的政策措施。一些人偏信转基因产品有害的观点，认为人吃了转基因食品就会改变人的遗传基因，忽视了人吃猪肉并不会导致人的基因变成猪的基因的基本常识。一些人不知道中国比美国实行了更严格的转基因食品管制制度，罔顾美国人也大量食用转基因食品的事实。

受到崔永元观点和一部分民众意见的裹挟，国家加强了转基因技术的监管，一些转基因技术成果难以产业化，中国粮食生产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。比如，中国转基因抗虫水稻完全具备了推进育种革命的要素，本来足以导致中国水稻育种的第四次革命，并且在2009年看到了曙光，但最后惨遭夭折。武汉金玉良种科技公司董事长刘定富认为，这一最大可能性推动水稻第四次革命的重大机遇，在中国已经被延缓了至少十年！

在对国内转基因食品开发严厉管制的同时，外国转基因农产品却在大举进入中国，一些外国实现了对我国农业的“弯道超越”。比如水稻，美国平均1078斤/亩，中国平均858斤/亩，中国水稻单产仅仅是美国的79.6%。中科院院士许智宏2017年分析，转基因农作物占的比例，美国第一，巴西第二，阿根廷第三，加拿大第四，印度第五，巴拉圭第六，巴基斯坦第七，中国从原来的第二退到了第八。

06   中国人的饭碗，只能端在自己手上　

“要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上，中国人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”，这是国家领导人的坚定要求。

有人认为，是担心被外国作为战略武器卡脖子。这种担忧确实存在。比如大豆，2001-2004年，美国大豆从1047元/吨炒到2685元/吨，东北豆农大量扩种，国内压榨能力大幅增加。然而，2004年美国大豆从2685元/吨跌到1262元/吨，国内豆农亏本，压榨企业倒闭，外国资本乘机低价收购，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的压榨行业。之后，从2006年开始，美国大豆从1262元/吨涨到2008年的4174元/吨。这一系列炒作，使中国大豆失去了国际市场竞争能力。

但是，粮食不耐贮藏，美国等广袤的土地不种粮食就会失去比较优势，粮食价格上涨是有限度的。如果国际粮食价格上涨到中国人买不起的程度，非洲国家可能就有很多饥民了。

相对而言，石油等战略性物资的安全问题更加凸显。当前3325万吨的战略石油储备量，在进口完全中断、且国内油田产量稳定的情况下，石油储备只可供维持34天，而日本人、美国分别为140天、85天。

就算是美国等国以粮食为武器打起了贸易战，也可以在短期内化解。如果美国不按规则办事，实行粮食封锁的特殊措施，中国也可以不按规则办事，实行特殊补贴的政策措施。比如，出台稻谷收购价格从1.3元/斤涨到3元/斤的政策。试想，此政策一出，还会有一块田空着？半年左右国内粮食就会出现由欠缺到丰盈的转变。最根本的底气在于，3元/斤的稻谷对于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到29.39%的中国人而言，已经完全承受得起，因此，贸易封锁不是中国担心的问题。

真正值得担心的是国际市场上有没有可以采购的粮食。2017年，全球能够贸易的粮食总量只有3亿吨，已经被中国采购了1.3亿吨，就算是再采购1亿吨（这时候，恐怕会有很多非洲饥民了），中国也必须具备5亿吨以上的粮食生产能力。也就是说，保障国内5-6亿吨的粮食生产能力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，任何指望外国养活中国的设想都是幻想。

07 　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，要落到实处

我国主要农产品呈现出高产出、高进口、高积压现象，人民群众对粮食的需求，也从吃饱转向吃营养、吃健康、吃安全方向转变，实现粮食高质量发展是摆在国人面前的重要课题。

实现粮食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很多，其中最重要的是“地”和“技”，这也是中央提出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策略的原因。

土地是粮食生产的基础。在国内21.36亿亩耕地上，通过法制措施建立永久基本农田15.5亿亩，通过政策措施建设粮食生产功能区9亿亩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2.38亿亩，是保障国内粮食供给的最基本底线。永久基本农田执法管理必须严厉，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措施必须到位，使这些土地真正具备旱涝保收、高产稳产的条件和能力。在粮食充沛的时候可以休耕，在粮食短缺的时候能迅速恢复生产能力，是藏粮于地的本意。

有良好的土地，还要有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制度。农资价格的“地板”抬高了，粮食价格的“天花板”降低了，国内粮食价格已经接近或高于国际市场价格，粮食生产效益越来越差，有土地承包权的外出务工农民有的直接显性撂荒，有的粗放管理隐性撂荒，土地生产能力被大打折扣。要加快探索农民进城后退出农村的土地制度，把土地流转金降下来，把规模经营扶起来，避免显性或隐性的撂荒大规模发生。

技术是粮食生产的关键。在人均8836美元的GDP水平下，国人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，从20年前的大量主粮 + 少油 + 少肉演变成了少量主粮 + 多油 + 中等水平的肉，农业生产也要适应这种转变。在有限的土地上实现种植业与养殖业结合，比如稻田养虾、稻田养鱼、稻田养鸭、秸秆养牛等，既不影响粮食生产，又改善产出结构，既丰富了农产品，又保护环境，还特别适合老人农业与小农经济，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之路。

藏粮于技，当务之急是把十九大“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，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、爱农村、爱农民的“三农”工作队伍”落到实处。技术是靠人长期积累的，发展壮大科学家队伍和农技推广队伍，做好技术贮备，在粮食欠缺的时候能够迅速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转变为现实生产力，是藏粮于技的本意。

（来源：三农快餐微信公众号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