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河水力发电厂退休干部杜坤洲和妻子过着俭朴清贫的生活，但30多年来，他却凭着一颗火热善良的心和中华传统的美德，以多种形式和方式向他人伸出爱心援助之手，持之以恒助人为乐。

在杜坤洲家中收藏的众多资料中，有一张张发黄的通过邮局汇款的回执、信件、媒体原件，也有中央组织部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收据，还有热情洋溢的感谢信......是他的无价之宝，也是他奉献爱心的见证。

前些天，杜坤洲拿出一张发黄的条据，上面记载着本单位10名爱心员工的名字和人民币数额。

“这张条据是我牵头帮给原谷城一中毕业学生，考入炮兵学院的吴某借的10000元无息贷款，帮他解决了上大学的部分费用。几年来，我按照当时的承诺和家庭收入情况替吴某分批还清了同事们的借款。听说吴某已经参加了工作，也成了家，就是无法联系上此人。”

“是否可以通过网络、媒体寻人及事由？”

“还是算了吧，我当时向大家承诺如果对方不还这钱，由我承担还清，也许人家还在困难之中。”

我与杜坤洲一番对话得知，在之前，他通过学校校长了解到吴某家庭困难情况并捐款1000元，还再三向校长交待不要透露是谁捐助的。随后又牵头发动同事采取无息借款的方式伸出援助之手，并自己默默替这个孩子还清了所有借款。

杜坤洲卧室里传来阵阵电话铃声，他起身看了看来电显示，却没有接通电话，电话铃声一直响断线。

为什么不接电话呢？原来......

几年前的一天，北京市宣武区一残疾市民朱英在电话那头高兴而激动地说：“好消息！好消息！我孩子终于落上北京户口了。我刚从宣武区牛街派出所回到家就忙着打通了您的电话，太感谢你对孩子申报户口的关注和牵挂，让您费心了……”从此，杜坤洲就不再接听这个来自北京的电话了，他想让对方忘记这个事儿，不再“背负着债务”。

当初杜坤洲曾经在一家媒体上得知，朱英从小失去了父母，从北京下放到东北，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冻坏了他的双腿，病重后回到北京清河社会福利院疗养，与同在福利院疗养的张二萍结婚后，放弃了国家供养的依赖，过起了自食其力的生活。朱英在跑摩的时分别捡回被弃的残疾女婴和一健康女婴。其妻子因病，临终前吩咐朱英：“这两孩子与我们有着同样的不幸命运，无论再苦再累，也要把她们抚养成人。”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眼看孩子们到了上学的年龄，却不能登记北京市的户口，成了上学的“拦路虎”。

这则消息被杜坤洲锁定。他当天从1000多元的月工资中拿出300元钱，跑到邮局，款汇到一家媒体记者处，请其转交给朱英，以助他家维持生活。可是，这笔钱从谷城到北京的邮路上旅行了一趟，又分文不少地回到了杜坤洲的手中。这家媒体编辑主任打电话告诉杜坤洲，朱英执意不接收300元钱，燃眉之急是要解决孩子在北京登记户口的问题。   

“怎么办？寄给他的款如数退回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帮助他。” 2001年10月16日，通过媒体获得了朱英家的电话，详细了解情况后，杜坤洲便心急如焚地拿起笔，带着试试看的心态，给原北京市市长、所在地的街道居委会领导、中国残联主席等领导写信求助。

杜坤洲在信中说到：让残疾人朱英收养弃残婴儿的爱心得到社会和政府机构的认可，不能让残疾人抚养弃婴出力不讨好，不能让残疾人为登记户口急需上学四处奔波而流泪，不能让本来已残疾的身躯再让心灵受到伤害。

杜坤洲小心谨慎地写好信，把一封封沉甸甸的信投向邮局信箱后，又立马打通朱英家的电话，让他关注事情的进展和变化。

2002年8月5日，家住北京的朱英为了与素不相识、曾费尽心思地给北京相关职能部门写信，苦口婆心地说服了各职能领导的热心人一同分享“劳动成果”的喜悦，特意将两孩子“常住人口登记卡”的复印件寄给了杜坤洲。就在这年的春节前夕，朱英亲笔给杜坤洲写来热情洋溢的感激信：“我代表这两孩子向您表示深切的谢意和感激，您这种大公无私之心也是社会上少见的好人，也可以说是党群关系的典范，社会群体拥护您，我们不会忘记您。”

这又让我想起了：

1997年7月1日，香港回归日之际，杜坤洲特向党组织交了1997.71元的特殊党费，以此表达香港回归祖国的激动和喜悦。他感慨地说：“一直期待着祖国的领土统一，香港终于回归了，以这个时间为数据交一份党费，纪念纪念。” 这份特殊党费，当年由南河水力发电厂党委办公室按照组织原则规定，上交到襄樊市委组织部，由襄樊市委组织部转交中共中央组织部。

让我想起了，多年来，杜坤洲通过媒体得知有烧伤病人、突发车祸、患白血病的患者，他总会跑到医院，查找病室床位，将爱心捐助送到患者们的病榻前，却从不留下个人的信息。

杜坤洲家的客厅墙壁上，多年悬挂着一面党旗，他说自己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，他觉得他做的都是些微小到不值一提的事情！

作者：戴明

责任编辑：任丹